白景明:多角度看减税
发布时间: 2019-04-02   来源: 新浪财经

    近年来减税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人们对减税充满了期望,企业呼吁减税不断加码以实现转型升级,个人要求通过减税扩大消费,政府希望通过减税实现多重政策目标。在这种背景下,2013年以来减税力度渐强。然而社会上仍有观点认为减税感受不强,甚至怀疑减税的真实性。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

  减税是调整利益群体当期和中长期利益的改革举措。从不同角度看减税,会得出不同的价值判断。

  从学理角度看,减税可被视为协调全社会利益格局的制度选择。其目的不应偏袒任一社会群体,而应尽可能让所有人都受益。不仅如此,学理上还把税收定义为公共产品供给费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减税本质上是公共产品供求资金调整手段,要妥善处理减税受益者与公共产品享用收益内在平衡关系。

  理论上讲,减税表现为减轻税收负担,包括下调税率、缩小征税范围、税收抵免等多种方式。近年来减税主要采取的方式是调整征收范围和税率,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增值税改革,约80%的减税来自这项改革。但人们疑问最大的也是这项改革减税的真实性。我国增值税改革主要包括扩大征收范围和降低税率两项措施。2017年完成了营改增改革,把所有行业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并把17%13%11%6%四档税率归并为17%11%6%三档税率,2018年又把17%11%两档税率分别降至16%10%。从学理角度看,这些措施都是减税。具体说,扩大征收范围增加了进项税额,降低税率减少了销项税额。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减税似应首先搞清增值税税额的确定方式。增值税是对商品或劳务的增值额课税,市场主体交纳的税额是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销项税额是市场主体售出货物时向购买者收取的增值税税额;进项税额是市场主体购进原材料、消耗固定资产承担的增值税。可见,在销项税额为A时,物质耗费引起的货物和劳务税收可抵扣的越多,缴纳的税额越少。营改增是把原征收营业税的行业逐步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这就扩大了所有行业进项税额抵扣范围,从而减轻了税负。

  降低税率对增值税纳税人来讲是双重减税,即,购进原材料和固定资产时税收负担减轻,销售货物时税收负担也减轻。2018年全面实施营改增后把过去17%11%的两档税率分别下调了1个百分点。这是2018年减税规模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国内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总额比重为40%,而国内增值税收入近80%来自适用17%11%两档税率的行业。这些行业税率下调1个百分点能使所有行业都受益。2019年又要把16%10%两档税率分别下调至13%9%。这会带来数千亿元的减税额。

  从学理角度看,减税有公平负担和宏观调控两大价值,前者更为重要。公平包括量能课税和规则统一两层含义。量能课税是指税制既要能够筹措收入,又不抑制投资和消费。其中个人所得税改革在拉大级距的同时,仍保持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45%,意义在于实现公平税负,给中等收入阶层降税。规则统一是指纳税人纳税义务平等,深层次价值是不扰动投资和消费,让市场主体平等竞争,让自然人平等消费。增值税扩围打通抵扣链条体现的就是公平,个人所得税改革全国统一规则体现的也是公平。宏观调控是指通过增加市场主体和个人可支配资金来扩大当期有效需求的可能性边界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它属于税收的附加功能,带有反周期政策色彩。当前大幅度降低增值税税率,实际上既减轻市场主体投资税收负担,又减轻最终消费税收负担,最终是扩大投资和消费扩张可能性边界。

  从纳税人角度看,减税的意义仅在于减轻税负。纳税人包括企业和自然人两大类。我国税收近70%来自企业,近年来减税主要也是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可见减税主攻方向符合中国实际。发达经济体税收主要来自对自然人课税,比如美国,近60%税收源自个人所得课税、财产课税和投资课税。因此,美国历次减税(里根、小布什、奥巴马)主攻方向都是减轻个人税收负担。两种减税重点差异实际上意味着税制不同行为主体对减税感受差异会很大。然而现在虽然从学理上说增值税税率下调力度空前,减税效应渐强,而且大部分企业对减税认可,但仍有人认为减税感受很小,甚至说未减反增。同时,很多企业还认为当下的减税力度不够,应该再加大减税力度。怎样看待这种情况呢?

  从企业预期角度看,税收最小化就是最优税收。但究竟什么是税收最小化,对此并没有共识性标准。企业总是抱怨减税力度不够,希望再减。有观点认为当前企业仍然面临众多经营困难,所以应加大减税力度。这一观点貌似有理实际上是非理性预期。因为企业总是会面临经营困难,照此说减税应无限期进行,显然不合理。另一方面,经营困难成因众多,很难说税负是主因。

  从自然人角度看,当然也是希望税收最小化,减税主观预期值是无限度的心理预期。

  进一步分析,纳税人对减税的感受并不仅受心理预期影响,还与制度安排特征有关。突出表现是,减税性税制改革尽管普惠性很强,但总归是有条件的减税。因为所有课税都是有条件的制度安排。比如,增值税降税率不是所有企业减税规模都一样。大企业减税规模必定超过中小企业。因为大企业原材料购进规模和销售规模大。再如,研发投入加计扣除政策只是有利润的企业才可享受。可见,即便是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受资金收支规模、经济活动属性特征、外部环境条件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对减税的感受程度也不一样。

  总之,纳税人对减税的感受是以个人预期值为依据的主观判断,带有个体利益色彩。同时,减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又是有条件的利益输送。两者形成的反差造成减税感的共识性不强。但有一点大家在认识上还是一致的,即由于减税覆盖了各大主体税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且对小微企业又单独加大力度,纳税人还是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减税红利。

  减税是政府实施的制度调整。政府是受人民委托提供公共产品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调节全社会利益格局的行为主体。因此,从政府角度看,减税是要权衡全社会利益得失,能否实现特定宏观目标。

  李克强总理宣布2019年将再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如此高强度的减税降费意在破解中国发展重大难题,具体说就是要保“三稳”,即稳就业、稳投资、稳预期。进一步说,给企业减税降费目标是力促中国经济爬坡过坎。

  首先,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增长意在稳就业。中国有9亿劳动力适龄人口,是美国全部人口的3倍,劳动参与人口的5倍,但中国的经济规模却不足美国的70%,然而奇迹在于带动的就业规模是美国的5倍。回看改革开放四十年历程,中国的成功在于走出了一条高就业高增长之路。相比较而言,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困惑就在于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难以相向而行。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换档期,由过去10%的年均增速调至7%左右的年均增速。从经济发展规律角度看,这属于合理的换档,而且有益于可持续发展,但面临的压力是经济增速下调就业增长率却不能下调,不仅要维持原有就业规模,还要力争年度新增就业人员1000万以上。显然,实现这种长期高就业型增长必须有强有力的政策手段来支撑。税费收入规模变动是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基本政策工具。2019年的减税降费具有明显的就业增长刺激倾向。突出表现在把扶持小微企业列为减税降费重点,具体措施包括抓好年初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落实、各地可将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对就业困难群体在三年内给予定额税费减免等。把减税降费稳就业的突破点放在小微企业身上,主要原因在于小微企业是就业吸容力最强的市场主体,同时,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减税降费给小微企业带来的边际效益最高。因为小微企业自有资金比例最低且融资成本高。可见,减税降费稳住了小微企业,也就充分发挥了稳就业功能,实现了稳增长的保民生政策目标。

  其次,稳投资是继续做大做强中国经济的基础。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达40年的高增长,关键因素之一是保持了固定资产投资年均两位数的增长率。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欧洲、日本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年均经济增长率不足5%的原因之一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不足8%。当前中国经济正处结构调整期,三大产业都面临大规模深度转型升级压力。这意味着市场内生性投资需求仍会扩张。同时,供需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使供给对接需求变动,要培育发展新动能。这也意味着投资要适度扩张。然而现实问题是,近年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却呈逐步下调趋势。2017年降至7%2018年又降至5.9%,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8.7%。可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结构转换内生性投资需求增长有较大缺口。总体看,缺口成因在于企业负债率抬升和成本上升削弱了企业投资能力。显然,这需要政策助力予以化解。增值税是所有企业都要负担的税收。特别是当一个企业处于固定资产投资扩张期时,增值税负担会急剧膨胀。而且此时又处销售低峰期,因而进项税额会占压大量资金。这直接削弱了企业投资能力。2019年将把16%10%两档增值税率降至13%9%,这是历年来最大幅度下调增值税税率,是力度超强的普惠式减税:一方面会大幅度减轻固定资产购置进项税负担,如购进机器设备、不动产等;另一方面也会减轻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销项税收负担从而带动投资增长。尤其要看到,对处于投资扩张期的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来说,这种减税的边际效益最高。

  最后,稳预期就是树立信心和决心,只有稳住了预期才能稳住投资、稳住就业。优化营商环境是稳预期的重要手段。税费制度是营商环境优劣的主要标志之一。对市场主体来讲,税费制度不仅关系到负担高低,而且关系到是否可以展开公平竞争,同时也涉及经营地国别选择。2019年再度减轻市场主体2万亿元税费,表明中国政府要为经济发展注入制度活力,要充分保障市场主体利益增长,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大的心理预期稳定剂。进一步说,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的企业税费综合负担率并非高水平,这种情况下还要减税降费,实质上是向全社会乃至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和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信心。

总之,减税是一种利益调整。站位不同立场会对减税价值产生不同判断。这些判断代表不同的价值取向,都有一定道理。必须看到,这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即,衡量减税成效必须以多种判断中的符合全社会长期利益增长之处为依据,不能依据某一角度得出的结论作出全面推断,要看到最优的减税是能够尽量放大全社会利益的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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