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条法司第三期日本财税关联立法研修班经过14天研修学习，取得了丰硕的学习成果，得到了部领导的肯定。2007年1
日本经济财政改革??日本财税关联立法研修班(第三期)研修报告之一
根据财政部党组批准的外事工作计划，2007年10月9日至2 3日，在日本国际协办集团(JICA)资助的条法司“日本财税相关立法研修班(第三期)”赴日本进行了研修。期间，研修班在JICA东京中心，认真听取了来自东洋大学、升田纯中央大学以及金融财政事情研究会、瑞穗综合研究所、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等大学、研究机构有关教授、研究人员的授课，走访了日本财务省、厚生劳动省、总务省、环境省以及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东京都土地征用委员会、国立京都国际会馆等机关、单位，并听取了有关人员相关情况均介绍。本次研修，得到了日本财务省、JICA等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支持，授课准备充分，资料详实，内容丰富，研修达到了预期目标。现报告如下：
一、日本近年来经济财政形势
日本经济经历了战后的高速增长时期后，于上个世纪90年代陷入了“泡沫”经济的陷阱，尤其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其经济陷入持续10多年的衰退困境，直至2002年才开始出现转机。近年来日本国民经济形势不断好转，正在走出上世纪80年代末崩溃的泡沫，复苏迹象明显。近年来日本经济主要呈现以下九个突出特征：
(一)企业效益上升。
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企业经营状况直接关系到宏观经济的运行。90年代以来长期萧条的重要特征是企业业绩下降或停滞不前。从2 002年秋季以后，企业效益得到恢复，特别是大企业效益更好一些。钢铁、化学、普通机械、船舶等制造业整体上升，特别是非制造业企业也正在逐渐恢复景气。2002到2004年度，全行业企业的经营收益分别比上年增长14．6％、1 8．7％和9．5％，2006年7-9月为1 5．5％。企业效益增加与扩大生产、就业和职工收入，特别是与扩大居民消费紧密相连，因此，民间企业效益的上升标志着日本经济活力的增强。
(二)企业的设备、人员、债务“三过剩”得到解决。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企业出现了设备、人员和债务“三过剩”现象。设备过剩导致企业无法增加新设备投资，人员过剩使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债务过剩使企业正常经营难以维系，严重阻碍了经济复苏。经过10余年的艰苦调整，这一问题终于得到有效缓解。2006年以来，企业的人员过剩和设备过剩基本消除，债务流量比率也降至泡沫经济崩溃前的水平。特别是2006年前三个季度设备投资分别为13．6％、18．4％和12．0％的正增长。而且反映半年后设备投资增长的机械设备(除船舶、电力外)订货金额与上年同比增幅较大，这表明2007年的设备投资仍有较快增长，估计全年度增幅将达9％以上。设备投资的增加不仅会带来扩大内需的效果，还将为今后在更高层次的发展打下基础。
(三)居民消费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居民消费占日本GDP的56％，对宏观经济影响巨大。消费疲软是日本经济陷入萧条的重要特征之一，整个90年代居民消费基本处于停滞或负增长状态。2003年以后，随着经济复苏和企业效益的上升，职工收入和就业有所增加，居民消费开始缓慢回暖。2006年前11个月，职工现金工资总额，尽管增幅不很大但基本处于上升状态。同时，随着经济复苏，失业率开始走低，而且总就业人数也出现增加的态势。由于战后人口出生高峰时期出生的所谓“团块世代”将在近几年集中退休，为了补充这些空缺，各企业都在积极招收新员工，这种招工热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人员扩大、收入增加定会带来消费扩大的效果。失业人口的减少和就业人口的增加必将提高全社会总体收入水平，而收入增加会带来消费扩大的效果。
(四)通货紧缩继续缓解。
从1997年开始，日本陷入通货紧缩萧条恶性循环后，对经济活动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2006年以来，由于经济回升带动需求逐步恢复、以原材料为中心的进口价格尤其是进口原油价格上升，以及日本银行强力推行“数量缓和”政策带来货币流通量扩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通货紧缩问题已开始趋于缓解。2006年度日本消费者价格指数比2005年上升0．3％。这是1998年以来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首次由负转正，而且这一趋势正向好的方面发展，意味着长期困扰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通货紧缩即将结束，日本政府有可能在2007年度正式宣布摆脱通货紧缩状态。(见附表一)
(五)不良债权处理完毕，金融秩序趋稳。
2006年3月，主要商业银行不良债权率从2001年4月的8．3％降至1．8％，整个银行业的不良债权率也从10％左右下降至3％，银行业从亏损转向全面盈利。
(六)股市稳步回升。
股票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泡沫经济后遗症成为阻碍日本经济复苏的巨大障碍，其中股市暴跌对经济复苏的影响更为明显。日经平均股价在2 003年4月28日曾降至7607日元的最低点，此后在政府的一系列“托市”政策推动下，股市持续回升，2004年末为11488日元，2005年末为16111日元，2006年12月下旬升至17100日元左右，
(七)地价缓慢上升。
从地价方面看，到2006年6月末为止，全国地价一直是下降的趋势，与1990年9月的最高水平相比、全部用途土地的地价下降了7 5．5％，依然形势严峻。从2 006年7月开始，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地价全面上升，特别是东京中心区已成为国外房地产商新的投资热点。土地资产缩水现象基本消失。根据日本国土厅
(八)失业压力减轻。
失业问题是制约日本经济增长的严重问题。2002年12月份失业率为5．5％，失业人员高达365万人，年度失业率为5．4％，是1953年以来的年度最高值。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失业率也开始下降。2003年度降为5．1％，2004年度降为4．6％，2005年度进一步下降为4．3％。2006年1-10月基本保持在4．1％左右，失业人口也减少至2 6 8万人，恢复到90年代中期的水平。失业状况的改善，说明当前日本国内生产和消费增长在逐步恢复，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所增加，在一些需求强劲的行业甚至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九)出口与国际收支持续扩大。
首先，对外投资增加，海外生产份额扩张。截至2004年，日本企业的海外生产份额高达28％，上市公司30％的利润在海外实现。而2005年以对外投资所得收入为主的所得收支盈余1超过了贸易收支盈余，标志着日本对外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贸易立国”向“投资立国”转变。其次，对华投资增加，形成新型的中日贸易结构，带动对外出口增加。日本对华出口的90％集中于生产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等生产资料类产品，刺激了日本国内钢铁、造船等传统产业复活，实现了经由中国市场对美展开“绕路出口”的新模式，保证了对美出口扩张又不引起日美贸易摩擦。再次，日本交替利用“美、欧、亚”三大市场，保证企业利润和设备投资不断增加。2005年1-4月，日美贸易顺差增幅超过14年来新高，在数字家电、汽车等方面对美出口快速扩张。对华出口增幅虽缩小，但仍维持正增长。2004年同比增长20．5％，2005年年均增长仅1 0．6％，但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增速仍位列各出口国家和地区之首。因此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必将扩大从日本的进口，意味着“中国特需”将继续成为推动日本景气复苏的有利因素。
截至2007年9月，景气时间已达60多个月，成为战后日本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特别是2007年以来，增长点从制造业扩展到非制造业，从企业效益的好转向居民消费旺盛传递，整个经济继续从外需主导转向内需主导。估计2 007年的日本经济仍将保持2％左右的正增长。
二、推动日本经济复苏的几个关键因素
在推动日本经济持续回升的举措中，以下几方面最值得关注：
(一)努力调整企业经营方式。
企业设备投资扩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企业设备投资扩大是以企业经营改善和企业收益增加为前提的，而企业经营改善和经营收益增加， 则是企业努力调整经营方式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企业大量破产和大量裁员的情况下，作为日本式经营基础的终身雇佣制进一步瓦解。日本企业以人员调整为中心调整经营方式，一是减少雇用人数，由1997年的5391万人减少到2004年的5355万人，二是调整雇用结构，减少长期雇用和正式雇用，增加短期雇用和非正式雇用。三是企业还利用工会确保雇用的要求，以承诺不大量解雇和辞退职工为条件，迫使工会降低工资斗争的条件。1998-2004年连续7年压低了工资水平。由于人事费是企业最大的成本，因此日本企业以人员调整为中心调整经营方式收到了减员增效的显著效果。日本企业的劳动分配率即人事费占企业附加值总额的比例，就由2 001年度的7 5．1％下降到2005年度的70．O％，而营业纯利润占附加价值总额的比例则由7．O％上升到l 3．1％。
(二)积极进行结构调整。
加强经济结构和产业调整的步伐，不断淘汰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价值的产业，集中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价值产业的产业，带来的结果是，从量的方面看，日本经济发展虽然很慢，但从质的方面看，日本经济的素质和水平却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以产业调整为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产业一直是日本发展最快的产业部门。1995年，信息产业的GDP为32．91万亿日元，仅次于批发商业的40．26万亿日元和建设业的3 7．86万亿日元，是日本第三大产业部门。1 996年，信息产业GDP增加到37．5 2万亿日元，首次超过了建设业的36．89万亿日元；2000年，信息产业GDP增加到46．36万亿日元，又首次超过批发商业的40．96万亿日元，跃升为日本第一大产业部门。2004年，信息产业的GDP达到61．9 2万亿日元，稳居日本第一大产业部门的地位。从整个情况看，1995-2005年，信息产业GDP增加88．1％，都大大高于全部产业平均增长的9．1％。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景气复苏。
(三)加大科技投入，促进科技进步。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但政府和企业在研究开发方面的投入和产出都在继续增加，科技进步并没有停滞。1995?2005年度，日本企业研究开发人员数由37．81万人增加到45．59万人，研究开发费由8．98万亿日元增加到11．87万亿日元，分别增加20．6％和32．2％。从国际比较看，日本研究开发投入和研究开发成果多年来一直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至于研究开发费占GDP和企业销售额的比例，研究开发人员占企业就业人数的比例，日本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都一直是高居榜首。2002?2004年度，日本研究开发费连续3年占GDP的3．35％，明显高于美国的2．73％。2004年度，日本企业研究开发费占销售额的比重为3?11％。2 004年3月末，日本企业每万名就业人员中有研究开发人员767人，比1998年3月末的555人增加38．2％。因此，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但日本的科技进步不仅没有停滞，反而出现了新的发展。2000-2004年度，日本每年申请的发明创造专利平均为426651件，与90年代前期的365733件和90年代后期的388998件相比，分别增加了16．6％和9.7％。由于日本研究开发继续以产业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为中心，新产品、新工艺的更新换代不断加快，因此，不仅汽车等传统工业继续保持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而且 IT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迅速提高了。
(四)出口增加和“中国特需”。
这次经济回升是在世界经济形势好、东亚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利国际环境中实现的。由此，日本才实现了出口增加并以此带动了经济回升。2002、2003和2004年，日本出口分别增加8．5％、6．3％和10．1％，其中对中国出口分别增加34．3％、33.3％和20.5％。2005年，日本对中国出口增加虽然减速为10．6％，但仍高于其出口增加7．3％。2006年以来，日本对中国出口再次提速为22．6％。日本对华出口以集成电路、半导体元器件等关键零部件和钢铁、化工等优质原材料为主，还有机械设备等。因此，随着对华出口的迅速增加，日本企业的开工率普遍提高，机械设备订货也很旺盛，其中，钢铁在2005年甚至一度出现了少有的供不应求的局面。由此，从2003年开始，“中国特需”一词就不胫而走，成为推动日本景气复苏的重要因素。
(五)超金融缓和政策。
9 0年代以来，面临经济长期停滞的局面，在财政政策不见成效反而造成债台高筑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坚持实施了超金融缓和的政策。日本银行自1999年把法定贴现率由1995年的0．5％下调到0．1％以后，还通过有关措施，把银行间有担保短期融资的拆借利率诱导为0．01％，使之正好与银行的手续费相等，从而实施了闻所未闻的“零利率政策”。进入新世纪以后， 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日本银行从2001年3月起又开始实行“数量缓和政策”。所谓数量缓和政策，就是通过大幅度增加超过准备，使金融机构能够容易地低成本地筹措资金，继续发挥银行金融中介的机能，以确保企业贷款在内的各种资金供给顺利进行，进而克服通货紧缩。在不良债权问题严重，金融体系不稳定预期增强的形势下，零利率政策和数量缓和政策相互配合，既扩大了货币供应，保障了资金的顺利供给，又实现了金融市场的稳定，为银行处理不良债权和企业重建创造了宽松有利的金融环境。从政策发挥作用的路径看，在政策实施期间确保了中长期贷款的稳定和低利率；在期待效果方面，使个人和家庭消费对物l价走势的判断趋于乐观。
三、目前日本经济存在的隐忧及日本政府准备采取的举措
在经济走向复苏的过程中，日本经济也存在一些隐忧和问题。能否进一步全面复苏，还要看今后其国内外各种因素发展、变化的情况。
(一)日本经济存在的主要隐忧。
1．债务负担沉重。尽管日本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趋好，但财政改革并无实质性进展。自1992年起，日本已先后1 3次推出“紧急经济对策”，累计投资己达1 40多万亿日元。估计到2 007年度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将达7735亿日元，与GDP之比超过150％，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6％以上，上述两项指标都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而造成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入不敷出。例如2007年度预算的财政支出为8219万亿日元，税收仅为5315万亿日元，不足部分只能依靠发行国债填充。每年用于国债还本付息的资金占财政预算的比例高达21％，财政结构严重刚性化，政府利用财政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功能几近丧失。沉重的财政债务终归要通过增税由国民来埋单，但这又引起企业和个人负担增加，且国民的增税预期和不安心理加重，直接影响消费的扩大，也制约宏观经济的发展。
2．贫富差距重新拉大。日本曾经是世界上国民收入分配最平均的国家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后期，居民收入最高的东京与最低的冲绳之差基本在2：1之内，人均收入基尼系数一直在0．21以下，如果考虑到物价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几乎看不出多大差别。但近年来，由于经济长期萧条和推行改革的结果，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差距及收入差距开始拉大。无固定职业临时工的扩大，使低收入人群增加；零利率的长期实施以及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提高，使依靠养老金生活的老龄人口等社会弱势群体生活日益困难，近年来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也明显增加。《读卖新闻》社2006年8月对东京、大阪地区的抽样调查表明，低收入群已占到52％，高收入群仅占1 4％。这和七八十年代的所谓“一亿总中流”时代形成巨大反差。由于日本国民的承受能力很低，收入差距拉大极易引发社会问题。如果继续推进改革，差距会进一步拉大；如果着手解决差距问题，又势必会与改革大方向相悖，因此，收入分配问题成为继续推进改革的阻碍因素。
3．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负担不断加重。2006年7月，日本6 5岁以上老人所占比重已达到20．8％，估计到2015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25％。老龄人口的增加一方面使就业人口减少，企业成本上升，使整个经济活力下降；另一方面也会相应增加养老金和医疗费的支出。日本的养老金基金早巳出现不足，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以养老金为中心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将会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一直在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堇，但进展缓慢。由于人们对退休以后的生活极为担心，所以捂紧钱袋，不敢积极消费，这已成为经济复苏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4.美国经济减速。目前外需仍是日本经济扩张的支撑力量，一旦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引发世幂经济动荡，日本经济将难挡风险。从美国经济形势看，2007年以来，由于石油涨价、税率提高，特别是最近的次按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实际经济增长率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由亍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也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对象国，因此，美国经济减速将成为影响日本景气复苏的不利因素。
5．国际油价上涨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许多日本学者担心国际油价上涨会给日本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诚然，油价上涨对石油消耗量居世界第三位、所需石油几乎百分之百依赖进口的日本来说影响巨大，特别是如果油价上涨对整个世界经济造成恐慌，则对日本的间接影响更大。事实上，油价上涨已导致日本贸易顺差的大幅度下降。但总体来看，油价上涨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有限。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的挑战，日本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石油危机的经验。本次油价上涨出现的交易条件恶化(因油价上涨对产油国的转移支付)占GDP的比例仅为0．15％左右，远低于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3％的水平。由于节能技术、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单位GDP所需原油量仅为70年代的1／6，因此原油涨价对国内需求的负面影响很小。另外，日本拥有可供国内半年消费的石油储备，即便出现危机，也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国际油价上涨反而给日本经济带来若干正向效应。最近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微升与原油涨价不无关系。消费者物价的上升对于日本经济走出通货紧缩困境无疑是有利的。再者，由于油价上涨，人们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能技术、节能汽车、节能家用电器等更加青睐，而日本在这些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油价的上涨等于给日本开辟了更宽广的市场。
(二)日本政府的经济改革对策。
1．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了在未来建构一二个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在2007年将继续深化社会保障改革，对养老金、医疗费支付和保险金不断进行修正，以适应人口“超高龄化”社会的到来。
??医疗制度改革。日本从1961年起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为世界首创，为日本国民的医疗健康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近年来，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导致医疗费剧增，日本医疗保险制度遇到越来越严重的资金困难。按照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老龄医疗是免费的，老年人看病产生的医疗费用70％由保险公司负担，2 0％由中央提供补贴，1 0％由地方政府负担。然而，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原因导致护理和医疗的社会支出日益扩大，致使国民医疗费年增长率从过去的2～3％提高到近年的8％以上，政府管理的健康保险连年赤字，因此，政府对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从2003年4月起，工薪者医疗费用中的自付比例从2 0％提高到30％，同时享受老年医疗待遇的年龄下限提高到7 5岁。2006年又将70-74岁的自费负担从现在的l0％提高到20％；将收入与现职相当的70岁以上老人的自费负担提高到20％至30％；70岁以上的长期住院患者的伙食费、住宿费由自己负担；新设高龄者医疗制度，从7 5岁以上的所有高龄者征集大约每月6200日元(全国平均)的保险金等。在长期对策方面，包括加强对生活习惯病的预防，改善“在家医疗”条件，以利于减少医疗费支出。同时允许同时适用于保险的治疗法与保险外的先进治疗法的混合诊疗。
??养老金制度改革。日本实行现收现付式的养老金制度，即“年轻人挣钱给老年人花”，这种高福利保障曾使日本引以为荣。然而，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少子老龄化的趋势日趋明显，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终于破绽百出，难以为继。2004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争议颇大的日本养老保险金制度改革法案。此次改革的主要措施是：第一，提高财政支付比例，将国民养老金(基础养老金)费用的比例从原来的3 0％分阶段提高到50％。第二，增加缴纳比例，从2004年10月开始，逐年提高厚生养老金的缴纳比例，使之从现在的1 3．58％逐步调至2 01 7年的1 8．30％。国民养老保险的缴纳金额从2005年的13300日元逐步调高至2017年的16900日元。第三，降低养老金领取额，从现在相当职工平均收入的59．3％逐年降低到2 02 3财年的5 0．2％。第四，70岁以上仍在工作的人也要按收入缴纳养老保险。
2．财政税收改革。
??财政体制改革。长期以来，为了防止各地财力差异扩大，中央将70％以上的财力控制在手中，用来在全国范围进行再分配。当地方财政收入满足不了“标准财政需要额”时，将由国家通过“交付税”和“交付金”给以补充。交付税额占一般会计岁出的比例大约为20％。长期以来，地方对国家拨给地方的交付税形成依赖，致使国家财政状况日趋恶化。
为了理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近年来日本政府推行了称为“三位一体改革”的“分权改革”。改革的重点是从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转变，同时重建中央与地方盼财政。其具体内容是：①削减国家对地方的补贴，即“国库支出金”(这是一种事先规定了用途的补贴)；②削减国家为缩小地方之间的差距而对贫困地区实施的财政补贴，即“地方交付税”(这是一种事先没有规定用途的补贴，带有“济贫”性质)；③国家将部分税源(征税权)转交给地方，以便抵消以上两方面的补贴减少给地方带来的损失加大地方自行收税的比重。为了实现2011年度中央和地方预算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构建一个机构简洁而有效率的政府，政府将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改革，2007年度财政预算是这一改革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为此，政府将会系统实施“2 006基本政策”和“2 007年度财政预算编制”，实施有史以来政府债券发行规模最大幅度地削减，其减少金额将达2 54320亿日元。
??税制改革。由于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的变化，制定于战后初期的税制在很多方面已不适应时代的变化，要求改革税制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由于担心增税而有损于自己的政治私利，小泉内阁提出的税制改革，带有很浓的近期景气对策色彩，对中长期税制改革的主要课题(如调整法人税率和消费税率等)实际上采取了回避态度。依然依靠发行国债，不惜加深国家财政危机。2 007年， 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包括中小型企业税收，国际贸易税收，企业重组和赎买税收，财税和金融证券税，房屋和土地税等方面的综合税制改革思路，以实现振兴日本经济的目标。
3．产业发展政策改革。为了增强经济增长的潜力，日本政策还提出了一些产业发展政策和改革措施。一是在经济结构和产业调整方面，顺应东亚经济合作扩大和产业国际转移的潮流，日本加强了经济结构和产业调整的步伐，不断淘汰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价值的产业，集中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价值产业的产业。二是加大科技投入。不仅汽车等传统工业继续保持很强的国际竞争力，而且IT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迅速提高。2007年将继续增加科技投入，加大技术和服务的革新。三是提高国际竞争力。通过制定到2025年的长期战略指导方针，以及中短期科技基本计划和创新改革综合战略等政策来加速和巩固国内结构改革，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四是加强人力资源发展。发展人力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日本政府通过产业协作，努力增加就业机会，加强人力资源发展，提高人力资源竞争力。五是振兴地区和中小型企业。为了通过发展自身制度激发地区创新性，促进地区振兴，政府将通过一系列政策，如地区信息化建设，建立新的区域领导网络以及实施推动区域发展工程，帮助区域发挥自身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将通过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优惠融资，支持企业研发，培育中小型零售商和小公司等措施，恢复购买市场活力，促进中小型企业的振兴。
4．金融政策改革。由于在景气持续复苏的形势下出现了通货紧缩消除的迹象，
5．农业政策改革。日本的农业人口和产值在全国所占比例尽管只有5％左右，但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却相当大。对农业的保护成为历届日本政府的政策目标之一。为防止粮食生产过剩，政府实施土地轮流‘休耕’(比如2 002年休耕的稻田面积达1 OO万公顷)，对因此受到损失的农民发给补贴(比如2 002年政府共支付补，贴5 500多亿日元，给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并长期实施高关税政策以限制外国大米的进口，这一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但妨碍了农业向规模经营发展，导致日本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十分脆弱。为了应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新一轮农业贸易谈判，适应全球农业自由化的新形势，日本政府加大了农业改革的力度。根据“二十一世纪农业政策”，政府将通过一系列旨在建立竞争性农业的措施，巩固国内农业产业结构，在放松农业准入限制和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同时，高度重视农村自然环境的保护。政府将通过法规、税收和行政等措施对破坏农村环境的行为严惩不贷，同时对生产绿色农产品的农户给予一定的补贴。
四、借鉴和启示
中国与日本都是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具有巨大影响的国家，经济发展的机遇及挑战都有不少相同之处，对日本财政经济形势及前景、经济财政改革方向进行分析、探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由于上世纪9 O年代的经济萧条，以及近年来一些民营化改革措施，使得日本原来比较均衡化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收入差距开始拉大。而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又使得推行改革的难度加大，安倍内阁只坚持了一年时间就匆匆下台，并选举了温和改革派的福田内阁。同时，2 007年度日本经济财政白皮书重点关注如何应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入差距问题。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问题也较为严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没有根本扭转，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的局面没有根本消除，社会各界对此意见很大。如果处理不当，既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也可能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应该看到，当前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政策不完善的原因，也有政策执行不力的原因，问题错综复杂，涉及面广，解决难度大，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其中收入分配调控政策不完善，作用发挥不充分，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如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改革规范机关事业单位收入分配秩序、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统筹解决相关待遇人员待遇等。但目前这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不配套，特别是执行力度不够。还要看到，当前及时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有利条件在于，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快速健康的发展势头。必须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切实整顿整顿分配秩序，努力缓解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概括来说，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要做到十个字：“提低、扩中、调高、打非、保困”。
“提低”就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这是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基础性工作。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增加投入，建立农民增收减负的长效机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要努力扩大就业，健全最低工资制度、完善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机制，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的变化，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并督促企业严格执行。“扩中”就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应通过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适当提高劳动力成本、加强对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鼓励创业、加强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保护等多种措施，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队伍。“调高”就是有效调节过高收入。通过税收等方式对过高收入进行有效调节，使其一部分财富通过税收等形式交给国家，用于二次分配；同时，深化电信、电力、石油、民航、金融、铁路等行业改革，进一步引进竞争机制，防止其凭借垄断地位为其从业人员谋取高工资、高福利。“打非”就是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保困”就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同时，还要重视发展慈善事业，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财富分配中的作用，促进民间自愿捐赠活动，吸纳社会资金帮助困难群体，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二)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防止社会保障风险。
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一直在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但进展缓慢，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以养老金为中心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将会越来越大。这已成为日本经济复苏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从日本经验来看，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客观来说，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存在覆盖范围窄、保障水平低、法律不够健全、监察执法不严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政府首先要发挥主导作用。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积极借鉴日本等其他国家的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模式，既尽力叉量力而为，逐步实现覆盖城乡居民的发展目标。一是要调整支出结构，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目前，我国财政在这方面的投入还偏少，2006年的比重不到1 3％，低于许多国家。二是科学规划，。使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适应人口老龄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城镇化加快的特点，完善现有的保障制度，有计划地把应该纳入而未纳入的人切实纳入进来，真正实现“应保尽保”；同时探索新的制度建设，针对不同群体增加新的保障项目，如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三是加强社保基金的筹集和监管。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引导参保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鼓励社会捐赠，扩大社保基金的筹集渠道，不断做大做强全国社保基佥一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社保基金的监管力度，进一步提升基金的统筹层次。
(三)控制政府债务规模，防范财政风险。
日本债务负担日趋沉重，财政结构严重刚性化，政府利用财政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功能几近丧失。沉重的财政债务直接影响消费的扩大，进一步制约宏观经济的发展。与日本相比，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总体规模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经济高速发展，财政收入持续增长，为我国财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保障。但是，目前我国地方债务负担以及隐性赤字仍然存在，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潜在的威胁。
因此，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问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第一，建立健全政府债务控管体系。要建立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以便于地方政府及早采取措施进行防范、控制和化解，防止出现债务管理的无政府状态；要实行政府债务统一归口管理。将所有政府债务纳入财政部门统一管理，由财政部门统筹负责债务统计，举债审查控制、偿债计划编制，偿债资金筹集，偿债资金调度等工作；要建立完善政府偿债渠道。将偿债支出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编制偿债计划；要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度。第二，严格控制政府债务新增规模。具体要做到“三个管死，一个管住”：一要管死财政借钱开支，严禁财政借钱用于非生产性非建设性开支。二要管死单位擅自举债，取消行政事业单位的举债权，严禁单位欠款借钱开支和负债搞楼堂馆所等基本建设。三要管死形象工程举债，严禁举债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建设。四要管住负债搞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建设。第三，积极稳妥化解处理不良债务。对业已形成的不良债务和逾期借款，按照实事求是，分清责任，分类处理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分期分批予以化解。第四，调整完善现行管理制度政策。要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进一步细化和明晰地方政府事权界限，按照权利责任对称，事权财权相符的原则，合理确定各级政府的收入和支出范围，确保地方各级政府履行职能的财力需要；要实行财政支出的合理化、标准化、显性化、规范化，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精简地方行政机构，精简财政供养人员，科学合理确定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定额标准和办公设施配备标准，规范个人工资外收入和职务消费，削减行政成本；要改进政绩考核机制，改变一些地方干部考核中存在着的“重视硬件建设，轻视软件建设；重视物质业绩，轻视财务考核；重视资金投入，轻视效益评价”的倾向，科学合理确定干部综合考核指标，克服干部行为短期化。
(四)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方发展的积极性。
日本本着尊重历史并反映政治现实的原则，比较好地处理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在实行中央政府主导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同时，实行充分的地方自治，明确划分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并确立了地方政府优先承担行政事务的原则，做到了各级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日本以法律形式规范政府间关系，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有法可依，避免了随意性。此外，日本遵从效率和受用原则，注意将各级政府的责、权、利有机结合起来，并通过地方转移支付税、国库支出金和地方让与税的独特方式，对地方收入进行调整，实行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这样做，有利于均衡各地的发展，但也对地方自身发展的积极性造成影响。长期以来，地方对国家拨给地方的交付税形成依赖，致使国家财政状况日趋恶化。为了理顺集权与分权、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近年来推行了称为“三位一体改革”的“分权改革”，其实质就是从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的转变，同时重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
目前，我国正处于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体制的关键时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正处于进一步完善的阶段，但面临着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够清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够科学规范，以及立法滞后，缺乏统一的、高层次的法律制度规范等问题。因此，我们深化财政改革过程中，应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进一步规范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合理划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收入范围，规范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范围，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以均等化为目标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适时出台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及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律。在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不宜建立过多的专项转移项目，逐步提高一般性的转移支付。同时，应积极鼓励地方培植财源，增强地方经济发展的自我造血能力，减少对中央财政的依赖。
(五)优化国民经济结构，防范货币汇率风险。
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存在负面影响，但日本利用货币汇率变动顺势调整经济结构，从而减弱了货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直接冲击，保持了日本经济的稳定性。这对中国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如何发展经济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日本是通过以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来剥离“边际产业”的做法来调整整个国家范围内的经济结构的，但对目前发展程度不是很高的中国来说，时限较长，难度颇大。按照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禀赋论观点，中国现在以及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劳动力成本低所带来的成本优势是中国所倚重的主要竞争优势，这是由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所决定的，不能忽视。从这个角度出芡，在中国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时间，打造高科技和高技术含量的真正的世界制造中心，是经济结构优化的主方向。结合中国实际状况，国民经济结构优化可以从以下三个环节同时进行：第一，有条件的企业和产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到发达国家，主要是跨国并购的方式，获取发达国家最新的技术并应用于企业内其他子公司和部门。这种方式可以使中国产业在较短时间内缩短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实现产品结构的迅速升级，进而带动产业的结构优化。第二，向产业生产链下游靠拢，提高出口产品的结构，逐步将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转为产业内部消费。中国国土面积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地区经济结构存在很大的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经济体系和完整的产业链，技术、人才各方面也具备了产品结构升级的基本条件，因此可以向产业生产链下游靠拢，主要以发展生产和出口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产业为主，原来上游生产链逐步向西部和内地转移。由原来东部产品出口别国下游生产链再生产的状况，转变为西部生产，供应东部再生产，然后出口更具竞争性的产品。这一环节，不但可以减弱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对经济发展进程造成的冲击，而且可以消除在发展西部及内地经济过程中对东部和沿海地区资源配置方面的冲突。第三，学习日本的做法，将一些“边际产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到他国，将一些成熟技术的产品向制造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从而通过实现更低的生产成本获得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但从更为长远的发展来看，摆脱货币汇率波动所带来的对经济发展不利冲击的根本解决办法，是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合理化。中国毕竟不同于日本，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大市场，出口导向型只能算是目前权宜的发展模式。随着经济竞争力的上升，中国应该尽早摆脱对出口的依赖，由国内长久旺盛的国内需求推动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
综上，通过对近年来日本经济走势与经济改革对策的分析，对于我国的经济改革，以下几点启示是非常重要的：
一是，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创新。世界上不存在只有积极作用而无消极作用的经济体制，不存在一成不变、无需改革的经济体制。随着国内外形势和条件的变化，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必须与时俱进，进行改革和创新。成功的体制创新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僵化过时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力则从深层次上制约着经济发展。
二是，正确处理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关系，适时进行体制转换，努力使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得到最佳的结合。日本和东亚各国的经验证明，一个后进国家在追赶过程中，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有利于在本国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通过政府对本国经济强有力的干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但必须指出，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是建立在本国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体系不健全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基础上的。随着经济的日益成熟和市场机制的日趋完善，我国应根据自身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不断减少政府干预，给市场发展创造尽可能大的空间。
三是，体制创新必然涉及原有权力关系结构的重新调整，必然会使某些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受损，从而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巨大的社会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当权者强烈的改革决心和民众强有力的支持是克服改革阻力、使改革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因素。而要想获得民众支持，必须使改革符合多数民众的意愿和利益，使多数民众在改革中受益。为此，必须从本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出发，坚持改革，锐意创新，才能使改革进行下去并获得成功。